《崛起崇祯》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

    
    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，岁次丙午十月吉日，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，奉中华民国政府命：
    照得鞑虏，原系东胡异族，游牧贱种。自汉、隋、唐、宋以来，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。有明末造，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，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，据我中华，窃我神器，奴沦我同胞。我黄帝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，隶於奴界，巳二百六十年於兹！汉族为亡国之民，中华隶犬羊之宇，凡我叔伯昆仲诸姑姊妹，曷任伤心。太平天国起义师於广西，誓必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以雪灭国之耻。乃曾国藩、胡林翼等，不明大义，罔识种界，认盗为父，呼贼作君；竭湘军全力，自戕同种，致使汉族得恢而复堙，胡氛将灭而又振。湘人之罪，涸洞庭之水，不能洗其污；拟衡岳之崇，不能比其恶。凡我湘人，实无以对於天下！今者言清种界，特兴讨罪之师，率三湘子弟，为天下先，冀雪前耻，用效先驱。特数鞑虏十大罪恶，昭告天下，以申挞伐。
    鞑虏逞其凶残，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，窃据中华，一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，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，致列强不视为同等，二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五百余万之众，不农不工，不商不贾，坐食我汉人之膏血，三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妄自尊大，自谓天女所生，东方贵胄，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，防我为贼，视我为奴，四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挟“汉人强，满人亡”之谬见，凡可以杀汉人之势，制汉人之死命者，无所不为，五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久失威信於外人，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，六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，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，且谓“与其给之家奴，不若赠之邻邦”，七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政以贿成，官以金卖，致政治紊乱，民生涂炭，八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於国中应举要政，动以无款中止，而官中宴饮，颐和园戏曲，动费数百万金，九大罪也。
    鞑虏假颁立宪之文，实行中央集权之策，以削汉人之势力，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，十大罪也。
    其余种种罪恶，不能尽书。特举大略，以昭天讨。
    凡我汉族同胞，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，皆有歼灭鞑虏之责任。务各尽尔力，各抒尔能，以速成扫除丑夷、恢复汉家之鸿业。至现在为虏廷官吏者，宜革面反正，出郊相迎；若仍出曾、胡之故智，为虏出力者，以鞑虏视之，歼杀无赦！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，宜闻风响应，倒戈相向；若仍效湘军之故智，死力相杭者，以鞑虏视之，歼杀无赦！
    本督师建立义旗，专以驱逐鞑虏，收回主权为目的。凡本督师所到之处，即汉族恢复之处，农工商贾，各安其业，不稍有犯；外国人之生命财产，竭力保护，不稍有犯；教堂教民，各安其堵，不稍有犯。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，毫无帝王思想存於其间，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，以国家为一已之私产者所比。本督师於将来之建设，不但驱逐鞑虏，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；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，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於上；必建立共和民国，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，获自由之幸福。而社会问题，尤当研究新法，使地权与民平均，不致富者愈富，成不平等社会。此等幸福，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，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。凡我同胞，急宜竭力以扫除腥膻，建立乐国。须知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；汉族者，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；被鞑虏奴隶之，宰割之，天下之耻，孰有过於此者？！况鞑虏用意险恶，自咸、同以来，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，当锋刃、御炮弹者，汉人；论功行赏、握要权、执大政者，则仍满人。我汉人何罪，当为满奴？！汉人何劣，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？！故鞑虏一日不歼灭，即主权一日不收回，汉族一日不存活。今政府已立，大汉即兴，鞑虏罪恶贯盈，天所不佑。凡我汉族，宜各尽天职，各勉尔力，以速底鞑虏之命，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。
    用申大义，布告同胞，急急如律令！檄。